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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魯賢主教百年誕辰紀念文章(二)

發表時間:17-07-13 來自:(摘自《1916-2016紀念金魯賢主教百年誕辰研討會》) 作者:張化研究員  點擊次數:13129

(二)

紀念杰出的天主教領袖金魯賢主教

張化研究員

我很幸運,做宗教工作期間能與金魯賢主教相遇。他1982621日從保定回到上海教區;7月,我從復旦畢業,分配到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工作。10月,參加了佘山修院的開學典禮。此后,工作中接觸頗多;我退休后,接觸更自由一些,也更自然一些。見面時,我與他聊宗教學術界動態,包括我的研究成果;他與我聊海內外天主教界動態,包括他的煩心事。20121026日,我最后一次看望他。

我認識的金主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一、很有智慧的教會領袖

教會與國家、政府分屬兩種社會存在,但又生存于同一個社會,不可能不發生關系。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4月份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從執政者的角度,強調要處理好宗教關系。其實,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上海,教會領袖也必須有清醒的政治頭腦,處理好各方面關系。

金主教熟悉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主動協助政府落實宗教政策,引導上海天主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他關注并洞悉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的微調及梵蒂岡對華政策的細小變化,知道行事的邊界和底線,目標是國家和教會雙贏。1949年以來,我國的宗教政策和梵蒂岡的對華政策都在不斷調整。雖然雙方都幾經反復、幾起幾落,但大趨勢不變。因此,天主教領袖人物必須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洞察力。金主教早在1987年就深有體會地說:“什么事情都得及時掌握最新的信息和資料,了解情況可能的變化和發展,才能不致陷入閉目塞聽,脫離實際。”[1] 正是憑借終生不變的探索精神,憑借超過常人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智慧,他對話語尺度的把握、對風向趨勢的判斷、對現實與理想的平衡和妥協,均能妥貼處理。這使上海天主教會與社會更加和睦,也發展得更好。這比簡單地做一個教廷的效忠者、政府的對抗者更需要智慧和擔當,也更有利于國家和教會。

雙贏是處理政教關系的最高境界,也是當今教宗樂見的局面。201652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圣伯多祿廣場上帶領世界信眾頌念《三鐘經》后,特別邀請大家在524日為中國教會祈禱,請求佘山圣母“賜給她在中國的子女能力,讓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分辨出那常常歡迎并寬恕人的天主臨在于他們中間的標記。愿在這慈悲禧年中,中國的天主教信友們能夠和其他崇高宗教的信眾們一道,成為愛與和好的具體標記。這樣,他們就會共同推動一個真正相遇的文化與和諧的社會,這種和諧是中國人所喜愛的精神。”[2]

金主教在《利瑪竇頌》牧函中,稱頌利瑪竇[3] 奉行范禮安[4] 制定的傳教路線,“到中國做中國人,不能叫中國教徒成為外國人”,成功地將天主教傳入中國。非常惋惜龍華民[5] 以及后來的多明我會士、方濟各會士們挑起禮儀之爭,導致禁教;指出:“利公辛苦培育的幼苗正在成長,已在含苞待放、快要結出豐碩果實,卻讓一場嚴霜打來,立即萎下。” [6] 他對龍華民們逞“匹夫之勇”,導致被驅逐出境、一事無成,十分不屑。

作為一位主教,金主教既得到政府的信任和依托,也受到國際天主教界的尊敬和依重。1993年,他出訪歐洲時,受到超規格禮遇,法國樞機主教親到機場迎接、與他共祭。他后來深有感觸地對我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對待我,是因為我的身后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上海14萬天主教友。他還說:任何人不能不要自己的國家;連自己的國家都不要了,還有誰要你呢?

二、推進天主教本地化的先行者

我第一次與金主教近距離坐在一起討論問題,是19831月,在漕溪北路120號神父樓1樓會議室,討論如何編寫佘山修院的教材。當時的金神父指出:基督宗教要民族化才能在各處開花結果。我們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做到基督宗教非西方化,區別出那些非原義的,西方加入的東西,往民族化的方向,創出一條新的路出來。當時,他用了“民族化”這個詞,實際指向就是本地化。此后30多年,他一直非常用心地在創這條本地化的新路。

1、培養大量神父和主教,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人才基礎。

天主教要實現本地化,首先要做到神職人員本地化。這也是教廷的意旨。

19821011日,佘山修院開學。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天主教會辦的第一個修道院。金主教最初希望在有生之年培養200個神父。實際上,到2012年,從佘山修院畢業的修生達454人,其中407位成為神父;到目前為止,有13位畢業生成為主教,另有5位進修生成為主教,包括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馬英林主教、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郭金才主教。[7]  可以預計,今天的神父中,以后還會出主教。像金主教這樣,在一任主教兼修院院長任期內,培養出這么多主教和神父,這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了人才基礎,也為讓天主教會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宗教事業奠定了人才基礎。

2、創辦光啟社,為天主教本地化增強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礎。

從利瑪竇、徐光啟時代開始,傳教士和中國的教會先賢就一直努力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翻譯、編寫、撰寫容易讓中國人接受、適合中國人看的天主教著述。光啟社是上海地區所屬教會在近代設立的一個學術研究和出版機構,依托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了大量教會文獻。1984年,由張家樹主教提議,光啟社復社。當時,是中國天主教會唯一的出版研究機構。

金主教十分關心和重視這一工作,先協助張主教,從保定請回沈保義先生,主持光啟社日常工作。1998年,沈先生退休后,他選派得力神父主持,派神父、修女參與具體工作;還選送教徒到海外進修后加盟光啟社。他時常親自召集、主持光啟社的工作會議,進行具體研究和布置。我也多次叨陪末座。30多年來,光啟社努力出版適合中國教會需要的書刊,深受教內外歡迎。至今,已出版了近700種書籍。這些刊物書籍記錄了教會的思考和發展的腳印;在互聯網欠發達時期,及時提供了國際天主教的信息。

金主教在應付繁忙教會事務的同時,抽暇帶頭筆耕。1982年起,他主持了《圣經·新約》(耶路撒冷版)的翻譯。歷經十年,終于譯成。在經典方面充實了天主教本地化的基礎。1995年起,他開始寫“牧函”,成為改革開放后大陸教會第一個寫牧函的主教。他還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文風,努力著述,用文字影響和帶領上海的神父、修女、修士和教友。后來集結成書,由光啟社出版了3本《引玉集》、1本《牧函集》,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金魯賢文集》。

光啟社的出版物、金主教的著述,在上海和中國天主教內廣泛流傳,有一定的影響力,為天主教本地化增強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礎。

3、推行中文彌撤,為天主教本地化奠定禮儀基礎。

用中文做彌撒是幾百年來中國人和在華傳教士難圓、未圓的夢。

金主教告訴我們:“1948年我在羅馬讀書時,經常去拜望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駐梵蒂岡公使吳經熊博士,成為朋友,他私下告訴我,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自交給他個任務:把拉丁文的彌撒經文譯成中文,教宗說拉丁文難,對中國人來說特別難,為了中國教徒便于理解彌撒,參與彌撒,應采用中文。”[8] 1949310日,教宗正式批準使用中文舉行禮儀。因政局驟變,未能展開。1967年,臺港澳教會開始用中文做彌撒。1988年,金主教掌管上海教區后,即著手進行彌撒禮儀改革。他請了香港教區圣教禮儀專家羅國輝神父來介紹、教授新的禮儀。1989930日,在佘山修院舉行了第一臺中文彌撒。以臺灣經本為基礎,加以適當修改,成為上海使用的經本。[9] 佘山修院不再設拉丁文課程,深得修生歡迎。19929月,全國主教代表大會決定各教區可按情況推行中文禮儀。上海教區印了大量禮儀經書,免費送給全國各地神父、修士、修女。包括:30萬套彌撒經書、幾千套臺灣版中文大日課經、比較簡單的日課經、施行圣事手冊。佘山修院開設禮儀訓練課程,讓各地神父來接受培訓。[10] 幫助在全國范圍內推進禮儀改革。

三、與時俱進辦好教會的開拓者

我認識金主教時,他66歲,直到96歲,應屬老年。但是,19801990年代,他精力充沛、風塵仆仆,活躍于海內外,是各界關注的天主教領袖。進入21世紀,他體力稍弱,但思想之敏銳、邏輯之清楚、用詞之精準,一如從前。對話中,時常不經意間說起,昨天,國際天主教界發生了什么。他牧函的標題充滿了時代氣息:滿懷希望迎接第三千禧年、眼望未來、與時俱進、迎接新紀元……他不僅是上海,也是中國天主教會與時俱進辦好教會的開拓者。

1、率先研討、推廣梵二會議精神,強調教友在教會中的角色和作用,分享教會管理權。

19621965年間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適應時代,自我改革,提出一系列適應時代變遷的神學主張。金主教概括,梵二會議的主題就是“與時俱進”。[11] 他身體力行,積極介紹、踐行梵二會議的相關精神。1998年,光啟社出版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全面介紹梵二會議。金主教不僅寫專文推介梵二會議,在很多文章中,都介紹了梵二會議。

金主教特別關注到:“梵二強調了每一教友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耶穌基督的司祭、先知、王者的身份,為此要分享管理權。” 他長期兼任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上海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名譽主任。1986年,上海教區成立上海天主教知識分子聯誼會,發揮知識分子教徒的優勢,走向社會、服務社會、融入社會。為改變過去教徒不看《圣經》的習慣,他指出“神學不是神職人員專有的、壟斷的一門知識,而是所有教友共有的寶庫”。[12] 他號召各堂口成立讀經小組,組織教友學習、研究神學,活出《圣經》。到1997年,上海幾乎所有堂區都有了讀經小組。1996年,上海教區成立教友神學小組。20年來,他一直加以鼓勵和支持。2011年,神學小組派代表參加全國“八屆一次神學研究委員會會議暨教會本地化神學研討會”,提交論文7篇,宣讀論文3篇。

2、開創性辦教,勇當全國之先。

張家樹主教和金主教領導下的上海教區,有不少開拓性的創舉。19855月,上海教區恢復圣母獻堂修女會,培養了大量修女。如今,她們已成為上海教區一支重要力量。1986年起,在佘山修院首先試行聘請海外教師做短期講學。1988年起,佘山修院首先嘗試派修生到海外神學院就讀。1989年初,金主教在修院董事會上提出“送出去、請進來”的辦學方案,形成決議。1989年,開始有計劃地聘請有學銜的海外教師到佘山講學,提高教學質量。

藉著張主教和金主教,上海天主教會的對外交往開展得早而多,且有影響。1981年,美國天主教希爾頓霍爾大學榮譽校長墨非到上海訪問,加拿大基督教聯合會加中關系促進委員會主任朱梅芬到訪上海天主教。[13] 1983年,比利時國王博杜安參拜尚在修復中的佘山圣母大殿。[14] 19856月,金主教出訪菲律賓教會。這是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位以教會代表的身份出訪海外教會。此后,金主教在身體健康時期,年年出訪;在上海,他接待了無數來訪者,包括美國總統克林頓、德國總理默克爾,等等。他在海內外對各種人宣講中國的宗教政策和天主教情況,讓世界認識中國,認識中國天主教;讓中國天主教走向世界;產生較大影響。

隨著上海對外開放程度的提升,在滬外國人迅速增加。他們普遍有宗教信仰,需要過宗教生活。為了更好地為在滬海外信徒服務,改善上海投資和工作環境,1993415日起,上海教區率先在天主教君王堂開設天主教英語彌撒。19941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規范了外國人宗教活動的管理。金主教讓留學回來的神父當主祭,并由神父、信徒和市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骨干組成教區管理小組,管理英語彌撒事務。后來,又逐步開設了德語、法語、韓語等外語彌撒。

3、高舉徐光啟的旗幟,融入社會、服務社會。

金主教自稱是徐光啟的“老粉絲”,盛贊徐光啟是一位愛人民、愛國家、愛教會、愛科學的圣賢,希望以徐光啟的精神激勵大家。1983116日,他在徐家匯大堂舉行的紀念徐光啟逝世350周年謝恩彌撒中發表長篇講道辭。1989年,以光啟社的名義在上海舉辦徐光啟學術研討會。他以徐光啟為題目的文章、牧函至少有5篇。他希望徐光啟在上海家喻戶曉,上海教區先后有了光啟出版社、光啟培訓中心、光啟社會服務中心、光啟進修學校,等等;上海教區在外省市希望工程中援建的中、小學,也多以“光啟”命名;為偏遠地區援建的灌溉、飲水工程,也以“光啟”命名。經金主教多年打造,徐光啟已經成為上海教區融入社會、服務社會的一張名片;徐光啟在上海真的做到了家喻戶曉。

綜上所述,金魯賢主教是一位愿意愛國又愿意愛教、能愛國又能愛教、愛了國又愛了教、杰出的天主教領袖,今天值得我們紀念和學習。

2016620

(參考資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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